热门:“放逐诸神”：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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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刘再复壹嘉出版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近年来开始写自传。 根据主题的内容，分为《我的努力史》、《我的创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通灵史》、《我的错误史》五卷，由香港三联书店陆续出版。 得到刘再复的授权，我们将陆续选出刘再复的《五史自传》的一部分。 这次复印件摘自《我的思想史》第六章 “驱逐众神”:思想的两次解放一九九四年冬天，香港天地图书企业出版了我的理论著作，书名是“驱逐众神”。 这是我出国后的第六年。 在这六年里，我从中国到美国，从芝加哥大学到科罗拉多大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和谦虚的大学(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回到了科罗拉多大学。 在瑞典的那一年( 1992年夏天-1993年夏天)，不仅去了丹麦、挪威、德国等北欧国家，还去了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目睹了我崇拜的革命大帝国崩溃的情景，有斯大林奖牌和列宁奖牌 在拉脱维亚里加大学的教师宿舍里，老教授听到了大帝国崩溃前的故事:教师没有任何担心，学生没有读书的意思，每天担心的是面包。 为了买面包，教授们早上参加了收购队，等了三四个小时才能买面包。 80年前建立革命大帝国时，没有人想到革命带来了斯大林的残酷统治和无尽的饥饿。 一个革命大帝国倒塌了，没有人站起来保护它，从所有人、元帅到士兵、从总统到平民，认为它应该崩溃，帝国的崩溃是启典的地义。 这活生生的现实强烈地刺激了我 特别刺激了我的思考神经 “驱逐众神的文论提纲和文学史的重新评价”香港天地图书企业1994年1月版很奇怪，阿芙乐尔(炮舰)那边，一九九三年这个夏天，我的思想突然兴起，觉得自己深刻的思想史始于这艘军舰，对“革命”的崇拜也是这艘军舰崩溃 我是革命的第三代。 我真诚地崇拜革命。 真正的革命是神物，是神圣的，相信它能改变一切，能给我和我的人民自由、幸福、人权等。 今天，我是出生在中国南方的革命崇拜者。 来到非洲军舰边，来到冬宫，来到列宁格勒。 不能再把革命看作是“神物”和“圣物”。 教条起源于这里。 我只是生活在教义中的一代人。 我只是完全没有独立思想的一代人。 你的“反省”，你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自助的思想。 你的思想笼子还有很多。 你不能割断思想锁链。 我远远扔不下非洲号之后制造的各种思想垃圾。 这些垃圾还堵住了你的头和心，还窒息着你思想的活力和灵魂的活力。 你要脱胎换骨，就必须彻底告别，彻底驱逐，彻底反省。 于是离开彼得斯堡后，我开始编纂新书，自然地把新书命名为“驱逐众神”。 这个神，原来是自己心中的神，我认为我应该驱逐的神有五种。 1、驱逐“革命”。 2、驱逐“国家” 3、驱逐“概念” 4、驱逐“自己” 5、“两极思维”1反省驱逐“革命”，我认为把自己绑得最紧的是“革命”这个词。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我们这一代人完全生活在“革命”中，我个人也不知不觉成为了“革命狂”，写演说书都唱革命的高调，都以“革命”为灵魂。 人群的领域是“革命”和“反革命”，为了表明自己属于革命阵营一方，所有的构想都以“革命思想体系”为基准。 出国第二年，他和李泽厚说“向革命告别”。 这是为中国的构想，确实想打开中国的“万世太平”。 另外，我认为在“改良”和“革命”两条基本道路面前，应该选择“改良”的道路。 改良其实很麻烦，也需要斗争，但是不流血，不暴力，也不伤害无辜的人，所以相对来说走改良的路比较好。 几十年的革命教育必须把我们这些“革命狂”都看作革命是唯一的“神圣的东西”，崇拜暴力和枪杆，告别“革命”的宏大构想。 即必须告别把暴力革命作为历史必由之路的想法。 另外，个人认为革命是历史迅速发展的机车，告别革命思想体系，革命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全部(排除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线索)，看不到血影是最难以消失的影子，革命本身 我和李泽厚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纷争永远存在，但在处理矛盾时，阶级和谐(改良)比阶级斗争的方法好，特别是比暴力化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好。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从一九九一年开始进行“告别革命”对话。 在对话中，首先定义了分手的“革命”，指的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特别是用暴力的方法推翻现政权的活动”。 “很明显，我们反对的是用暴力的方法“打倒”现政权“推翻”。 对于现政权，我们也不满，但我们认为只能用“批判”、“改良”、“议会斗争”等方法来应对，不应该用流血斗争的革命性方法来应对。 这也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派在共产国际运动中的主张，被命名为“修正主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修正了原教旨主义中的“暴力崇拜”、“武装斗争崇拜”等内涵，承认现政权(共产政权)的正当性 总之，革命是现代中国人的“上帝”，到了俄罗斯后，我决心目睹革命的结果，进而驱逐它，从理念上也从心里驱逐它。 当然，我和李泽厚的“分手”(也就是“驱逐”)是理性的，我们并不反对历史上所有“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也不否定新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我只是反对以暴力手段作为唯一手段，反对“以暴力抵抗暴力”，反对打着“流血”的旗号。 《告别革命》天地图书2001年第5版购买链接: hkbookcity/showbook2.php？ serial_no=195472，将驱逐“国”国视为“三合一”的结构。 也就是说，国家包括“自然结构”、“精神结构”和“实体结构”。 自然结构是指山川、土地、森林、海洋、动物等。 这个结构当然不能驱逐。 当然，你必须永远拥抱。 精神结构是指首先文化、以前传来的声音、社稷。 当然这也不要驱逐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权力中心，古代被称为“朝廷”，现代被称为“中央”，这是权力中心系统的领导人、议会、监狱、法院、警察、军队等，在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五四运动时，文化的前辈们认为这是 陈独秀写了《偶像破坏论》，他认定为了解放大家的思想，必须清除堵住各种思想的偶像，国家也是偶像，属于五四运动也要破坏的行列。 五四以前，梁启超论述了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一是国家观念不确定。 他认为应该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国家和朝廷、国家和国民、这些类别。 朝廷不等于国家，爱新觉罗王朝不等于国家 他认为国家的主体是国民，爱国家是第一爱国民。 当然也要爱山川、土地、文化、社稷等 我说的“驱逐国”是指驱逐“权力中心”意思的国家。 《驱逐众神》一书中有《文学驱逐国家》(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体”学术讨论的复印件。 意思是国家如果文学死得太多就没有文学了。 文学是最自由的行业，人类在现象界(现实生存)实际上没有自由。 自由只存在于文学艺术等纯粹的精神行业 可以想象在文学艺术中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 这些活动无限广泛神秘，不接受现实规范，也违反法律。 但是文学艺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权利和特征才存在的 国家管辖严格，如果把文学艺术“计划化”、“国有化”，文学艺术就会走向死亡。 我所经历的年代是国家在发挥战时文工团之前流传的年代，国家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作为国家工具和螺钉，结果使文学严重公式化、图解化、概念化，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传达和形象 3、我意识到驱逐“概念”除了要驱逐革命、驱逐国家外，还必须驱逐概念。 “革命”、“国家”也是概念，但除此之外还有束缚思想的概念体系。 在我生活的时代，这个系统既包括政治概念、文化概念也包括文学艺术概念。 所有的概念都是陷阱，是锁链。 “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全面独裁”、“继续革命”等政治概念，哪个不是陷阱和锁链？ ！ 文化概念是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例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封、资、修、名、洋、古”等，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 这个时代，只有政治，没有文化，只有政府，没有社会，只有斗争，没有妥协。 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是苏联原封不动地发送过来的教义和概念，什么“反映论”，什么“典型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什么“革命现实论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迅速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话，只剩下“高大全”。 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我特别想到了茅盾的《夜读偶记》。 非常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怎么写这么荒唐、这么跋扈的文学理论书？ 政治概念对中国文学的伤害之深可以从这本小册子中读出。 茅盾在这本书里把“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低级阶段，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现实主义的高级阶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教条化即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加上另一个意识形态的前提，为什么有现实的真相？ ！ 茅盾自己的小说创作没有“社会主义”的前提，比如“子夜”之前的“蚀”、“彩虹”和“霜叶红是二月花”等，比较真实，标榜在“子夜”和“子夜”之后。 茅盾是五四后代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自己推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陷入了困境。 茅盾不仅不能吸取教训，把自己的失败看作成功，把巨大的教训看作胜利理论化，不仅在理念上荒谬，而且完全背离了世界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迪甘斯、奇 读《夜读偶记》能知道中国作家中毒的严重性吗？ 我的“驱逐概念”当然也包括驱逐“夜读偶记”，所以在《驱逐神仙》一书中和李欧梵一起批判茅盾。 《我的思想史》香港三连年11月版购买链接: hkbookcity/showbook2.php？ serial_no=16342584，驱逐“自我”我驱逐的自我是指“膨胀”的自我，尼采的自我。 80年代，我写了《论文学主体性》，强调作家必须有不可替代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个性”，那个时期的语境是作家的自我完全消失，完全失去了个性。 我的论点因为天然地带有现实的对比性，所以强调自我飞扬，超越了主体，但我的论说还没有完成就受到批评，没有机会解释“文学主体性”的下半部分，即“主体间性”，也称为“相互主体性” 你需要主体性，别人也需要主体性。 主体间性强调自我抑制和自我认识，是达成超越后对“自我”的冷静关怀和冷静认识。 出国5年后，我强烈地感到“自我”的问题也很大，主体本身也很黑暗。 即使出国了，我也强烈感到自己的偶像是最后必须打破的偶像。 出国后，我实际上反观了自己，觉得完全没有“启蒙者”的资格。 自己充满人性之恶的生命，为什么要启蒙别人？ 自己的心笼罩着主体的黑暗，为什么启发别人寻找光明？ 太荒唐了！ 很多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谓时代病，其实疾病首先表现在自己身上 从那时起，我天生就是一只眼睛，一只应该用来“看天下”，另一只应该用来“看自己”，开始感到舒适。 冷观缺乏自己眼睛的是一半的盲人，盲人没有资格启蒙和诱惑别人。 如果缺乏这种自觉的明显，他没有资格写别人，教育别人吗？ ！ 当我意识到有必要驱逐膨胀的自己时，我觉得出国真的进步了，所以进步了。 行健哥哥对我说。 萨特创造了“别人是自己的地狱”的命题。 没错，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的地狱”。 这是一个大缺点。 正因为正视了自己(主体)的黑暗，写作才能冷静下来 我出国后，从第一人生走向第二人生，是从炎热走向寒冷的人生，是重新发现自己，正视自己的地狱的人生。 《驱逐众神》一书是我思想飞跃的象征性书。 一九九四年，我认识到必须自觉地驱逐革命、国家、概念、自我神灵，是我第二人生思想的距离，我的思想史也一直在成熟。 至少，我退出了从家乡带来的思想牢笼，告别了很大。 从俄罗斯回到美国后，我除了整理出版《告别革命》一书之外，还清除了自己思想上的许多负担，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在海外的第二人生中，我更是从“自我”中抽身，反观“自我”，把“主体”变成“客体”来看待。 1989年我离开中国时，“文学主体性”的全国性争论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是，两三年后，高行健的剧本刊登在了《今天》杂志上。 这部剧的主题对我很刺激，我读着给巴黎打电话，和行健谈谈自己的心得。 行健告诉我，这部戏一定会被各方误解和批评。 但那不是政治戏，是哲学戏。 他还会重复这部戏的主题。 我们要走出政治阴影不是件容易的事。 萨特说“别人是自己的地狱”。 这个命题为社会所熟知，但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的地狱”这个命题。 那时我听了很兴奋，对他说:这个剧的主题也打动了我的痛处。 80年代发表“论文学主体性”，宣传自己当然有那个时代的理由。 这几十年来，严重批判了“个人主义” 在个性完全消失、“自我”完全埋葬的语境下，当然有必要讲述个性、主体性。 但是，在催促“自我飞扬”之后，没有条件谈论“自我抑制”的一面。 本来萩先生写第二篇(《论文学主体间性》)时，想强调“主体的黑暗”，但思想高度依然没有达到“逃亡”。 也就是说不能说“自己也是自己的地狱”。 我还说:“今天行健哥先破了路，所以不得不费劲解释本体的黑暗之处。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高行健那天，他说了很多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灵山”。 他说在“灵山”中将“自己”分解为“你”、“我”、“他”三个主体。 有了这个“他”就会“冷静” 听了真正的照片赞不绝口 然后我觉得应该马上把“自我”这个“主体”变成“客体”。 在“论文学主体性”中，我只是把主体分解成现实主体和艺术主体。 但是，即使成为艺术的主体，作家也可能不够冷静，对世界的人生和文学艺术缺乏冷静的认识。 也就是说，“论文学主体性”只是称呼“个性”，并不是看个性本身。 现在，我发现思想进入了新的深度，可以像看客观世界一样看个人本身。 那天我写了两篇散文。 一个是“最后的偶像”。 他说自己的偶像是最后的偶像，是最难突破的偶像。 自觉破坏自己的偶像 5、驱逐“两极思维”的上下、高低、表里、阴阳、苦乐、善恶、是非等都是基本的两点，这是人类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两点，这一点是永远必要的。 但是，以前我接受的“二分之二”只说“分”，不说“合”。 只说“异”，不说“同”。 只说“割”，不说“连”。 只说“不要”，不说“聚集”。 只说“你死了我还活着”，不说“你活着我也活着”。 在政治上，先分清敌我。 道德上首先区分善恶，即大仁和大恶。 在是非方面分清黑和白 这个划分后来在我的思想上形成了简化的一件一件消灭另一件的夹克。 我在写《人物性格双重结合原理》，原则是描写人心中常见的善恶冲突。 到了海外后，我学习了禅。 首先遇到的是那个不二法门。 这个不二法门，他们(佛教徒)没有告别之心，也没有“毁灭心”。 没有尊卑之别，没有内外之别，没有贵贱之别 只有平等对待所有的心才有慈悲 慈悲不是来自两极思维，而是来自不二思维 禅，慧能，给我最大启发的是这个“不二”。 因此，他接受了“不二法门”，将“不二法门”泛化(普遍化)。 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因为从“二分之二”走向了“不二法门”，所以读了小说中的各种各样的心才明白。 贾宝玉的心很可爱是因为他用不二的眼光看人。 他没有贵族和平民之分，没有上等和低等之分。 晴雯在他母亲王夫人眼里是“丫鬟”、“奴隶”也就是“下人”，贾宝玉没有这种两极思维的概念。 在他眼里晴雯是晴雯，聪明美丽的生命。 她卑鄙，但心地比天高 贾宝玉在晴雯去世后，在所写的祭文《芙蓉姑娘计》中，将晴雯这样的女奴隶歌颂为天使，“质的话金玉不足比喻高，性的话冰雪不足比喻清，神的话星日不足比喻美，貌的话可以说是花月不足比喻。 “那个境界的高度，曾经没有古人，屈原的‘离骚’也无法与之相比。 贾宝玉之所以人人都爱，是因为他尊重所有人，不以不同的心看人。 妙玉极其聪明，极其美丽，但关于那颗心，她保护着各自的心，自然地高度评价人，嘉母来访时，她有意欢迎，刘姥姥喝的杯子被她弄脏扔掉了。 她的离别之心会成为势利眼 难怪曹雪芹对她评论说“云空不一定是空的”。 从禅的“不二法门”，我又走向《道德经》上张贴的“三”和“万”，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意味着无限丰富的万物都来自“三”。 我把“三”看作两极对立的第三地区，认识到这个地区无限广阔，那个空间的大小很难形容。 所以我在海外选择了“第三空间”作为立足点。 在政治上，不是站在左右两个极端之上，而是立足于两极的中间行业。 道德上，不崇尚大仁和大恶。 因为完全的“仁”和完全的“恶”是不真实的。 但是，在大仁大恶之间的很多人，“第三种人”反而是现实的。 走出两极思维模式后，我认为我应该仔细考虑，保护不同的科学。 不分类就没有科学 所谓逻辑，也是分类别 但是宗教和文学面临着整体的人性。 如果高低贵贱，爱所有人，不能理解所有人。 区分敌我、内外、尊卑，必须抛弃“平等”，抛弃“慈悲”。 《我的思想史》香港三连年11月版购买链接: hkbookcity/showbook2.php？ serial_no=1634258相关阅读:芝加哥大学《流亡者部落》: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三年前传来的中国人: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的第三空间:刘再复《五史自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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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