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大明变焦”：欧美明史研究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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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8-19日，“大明变焦:年明史国际研讨会”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举行。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是海外明史研究的重镇，卜正民( timothy brook )、阮思德( bruce rusk )、单国锡( leo shin )等多位明史专家聚集在一起，从该校毕业的明史研究博士也多在北美大学任教。 这次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明史团队组织承办的会议是欧美明史学界的一大盛况，相关情况在北美明史学会的网站上不断更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经过筛选，来自哈佛、宾大、康奈尔、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莱顿等许多欧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特别宝贵的是，会议除了青壮年学者外，还邀请了数字博士课程的学生参加。 老中青三代学者在会场内外比较明史研究行业的许多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成为窥见欧美明史研究迅速发展趋势的优良窗口。 会议开始后，组织人员之一，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阮思德教授首先发了言。 他说北美明史学会多年没有召开研讨会了。 这次会议的初衷之一是尽量囊括明史研究行业的方方面面，因为在议题选择方面不均衡。 阮思德还专门说明了会议的主题“scaling the ming”。 scale用作名词，指规模、比例，用作动词时，包括测量、测度的意思。 因为这次会议的宗旨是检查不同维度、不同规模的明代国家和社会，看看人们如何理解和测量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国家行为或个人行为。 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继续“变焦”，从微观或宏观的角度理解明代中国的方方面面。 scaling the ming作为会议的主题是非常抽象的表现，本文将其翻译为“大明变焦”，不能正确传达英语原题背后的很多复杂的意思。 幸运的是，许多会议论文与会议的主题有一定的相互作用，通过理解这些论文的展望课题，网民们应该能更深入地认识到会议的主旨。 会议现场这次会议根据主题，将会议论文分为8组，分别相关:气候与环境、身体与医疗、物质文化、对外关系、地方社会与边疆管理、思想与知识、文案与文学、新闻的传达与构建 笔者不打算网罗性地配置所有的会议报告，选择会议相关报告，辅助欧美学界近年出版的明史著作，对欧美明史研究的新趋势阐述自己的理解。 晚明的“梦”从会议论文的主题可以看出，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文化史研究依然是欧美明史学界最热的议题。 八个会议组中有四个与之相关联 晚明史料的丰富使文化史视角的文献解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海外欧洲史、美国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也在持续。 参加者从书籍、医疗、艺术和物质文化等角度探讨知识的培养和传达、文化现象的形成、地理景观的构筑等议题。 从拷贝分解的角度讨论晚明文化的是印第安纳大学荣休教授司徒琳( lynn struve )。 她对晚明的“梦”文化感兴趣 司徒琳认为，从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末是中国“梦”文化迅速发展的最丰富多彩的时期。 人们是如何表达梦想的，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一些梦之母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司徒琳认为阅读人们关于梦想记录的复印件是进入这些作者心中的美好视点。 这与现在流行的感情史研究非常一致。 复印拆卸相关人员和书籍文化的研究 书籍史是近年来欧美明史学界流行的议题，近年也出版了很多主题著作。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何预明发行的《家与世界: 16世纪至17世纪的雕版印刷品中“皇明”( homeandtheworld:editing the“glorious Ming”in wood block-p ring )一样 centuries，戴思哲( joseph dennis )所著《帝制中国地方志制作，出版与阅览，1100-1700》(writing，publishing，andreadinis ) 在这次会议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课程白健瑞( sarah basham )报告了关于《武备志》的研究。 除了“书”论“书”，白健瑞还想通过某本书考察文化现象和社会风气。 作者认为，当晚明的许多学者未能通过科学考试获得名声时，《畅销书》往往会成为学者有名世界的另一选择。 对茅元仪来说，利用经世学的论述在文人士圈子里宣传崇兵尚武相关的实学著作符合晚明知识分子圈子里治理边疆兴国的关怀。 在书中听到“名”是晚明士子在社会上升途径上更加紧迫后的常用策略，茅元仪对“武备志”的营销是这种风潮的典型。 这次会议有一些关于明代视觉文化的报告，检查木雕版画、文人绘画，关注作品背后的文化圈。 典型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教授吴英慧关于身体在晚明艺术中的视觉表现的报告。 报告人认为晚明木雕画有人物形象、全景、远景三种身体表现方法。 因为人物的表现方法容易强调人物的脸部表现和身体姿势，强调画背后的故事中包含的戏剧性。 全景式表现将比较小的人物放在植被景观和建筑群落的背景上，强调绘画生活的精致性。 在远景模式的表现中，人物只能得到很少的表现。 因为这个“身体”沉浸在宏伟的自然景观中。 第一个目的是给每个天人一个诗意的表现。 黑死病是从中国发生的吗？ 除了文化史以外，这次会议的报告选题还体现了欧美明史学界的另一个前沿趋势，环境史。 会议的第一组“全球变暖和地方环境”( globalclimateandlocalenvironment )讨论了环境问题，充分证明了会议对这个行业的重视。 波特兰州立大学张海浩( desmond cheung )报告了关于明代蝗虫灾害管制的研究。 根据会议的主题，张海浩首先讨论了与蝗虫灾害相关的三个“规模”:虫害本身的规模、蝗虫知识的传递规模、政府对蝗虫的行动规模。 作者主要利用正史材料如《明史五行志》，官员演奏徐光启的《除蝗疏》和日用类书的相关记述，在基础社会中辅助刘猛将军信仰相关的民间文献展开讨论，在明代认知蝗虫灾害，管理蝗虫灾害的形象 另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课程吴伸志从环境的角度审视了明朝的历史。 卜正民在明史业界淫乱了几十年，笔耕不中断，被称为“海外明史研究第一人”。 近年来，他呼吁以环境史维度重新审查明代的历史，年出版了《挣扎帝国元和明》( thetroubledempire:chinaintheyuanandmingdynasties )，从环境维度看元明两代之间的一些变化和 这次会议的报告是他关于明代瘟疫的最近研究 卜正民的报告中充满了生物学和病理学的知识，在场的听众很难消化。 据报告，麦克尼尔40年前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史的冲击》对瘟疫在中国的传达解释误解了文献结论错误，作者参考基因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欧洲黑死病发生来自中国”一 卜正民利用存世文献重构了明代的气候变迁状况，并与疫病发生史料的记载进行了比较，以寻找其相关性。 这项研究尚未完全完成，但卜正民以环境史的视角审视明代历史的野心受到现场学者的称赞。 本组另一位报告员吴廷志( wu ting-chih )就明代宁夏屯田与灌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报告。 作者比较了唐代以来宁夏屯田的面积变化程度后认为明廷不能突破生态瓶颈大幅扩大屯田面积。 地方建设的灌溉系统也因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需要频繁地维持或整修。 吴伸志通过检查史籍发现，到1500年灌溉系统多受干旱影响，1500年以后多受洪水冲击灾害。 环境因素对宁夏灌溉系统的影响也反映在时人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些变化态度上。 1500年前，明廷为了扩大粮食储量继续新建屯田，1500年后因持续水灾放弃建设农田。 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很明显 吴伸志文案对宁夏土地开发和人际关系的关心其实体现了欧美明史学界的边境史议题日益增加的有趣。 在这次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副教授凯瑟琳·巴尔丹扎( kathlene baldanza )就中越边境瘴疟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样将环境与边疆问题联系起来。 马耳他扎的报告从中越边境地区的马援助崇拜和马援助用薏苡治疗癫痫的故事开始，表明癫痫形成于明代中越边境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瘴疠的应对是永乐南征过程中应解决的重要问题，环境因素大幅度辅助了当地叛乱，最终导致了明军的北撤。 今天的我们非常清楚“明越之争刺激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崛起”的记述，特别是恶劣的环境不仅限制了明军南征，还极大地限制了越南势力的北扩。 巴丹扎警告说，通过从所谓“他人”的角度改变看待历史的立场，总是可以得到新鲜的见解。 除了明代的边疆和外交环境史会议小组以外，会议特有的两个小组以边疆和外交为小组主题，报告员关注帝海外政策和边疆的认识，并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人们如何理解帝国管制。 近年来，欧美明史学者提倡以跨国别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 )的立场重新审查明朝中国，将明代置于东亚地缘政治甚至欧亚大陆的比较框架下进行考察。 前述巴丹扎出版了讨论明代中国和越南边境交流的专题( mingchinaandvietnam:negotiatingbordersinearlymodernasia )，导游大学鲁大维( david robinson )也是学术界 关于边疆议题，这次会议有多个相关报告，涉及明帝国所有方向的边疆地区。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分校的李善圭论文用边防图讨论了明廷对帝国北部边境认识的变化。 李善圭的报告比较了15世纪和16世纪的边防图，认为图中地区规模的胜利缩小反映了明代对北部边防系统认识的变化。 由于边防事务紧张，明代将各区理解为独立的单元，逐渐迅速发展到了将北部防空区理解为一体的所谓“九边”。 李善圭认为明廷在明代边防图中存在的各种变化与明廷在财政和军政层面上对北部边疆地区加强的干涉同步，这体现了明代东部欧亚大陆对地缘结构的认识变化:保持文化层面的优越感了解区域外交后，更 与李善圭和过去学者对明代北部边远地区的关心相比，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胡锦白更关注明代的西部汉藏边远地区。 不满意把“羌”理解为一个民族概念，胡箩白这次报告关注了明代“羌”概念的内涵演变。 报告员把“羌”放在明代汉藏势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语境下理解，看看所谓羌的“汉化”“藏化”担负着什么样的内涵，以及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状况下。 箫白认为明初的“羌”概念经历了从异域浪漫想象到具体地域指示的转变。 说明后期由于蒙古势力扩大到青海省，引起了明代西部边疆政策和防御系统的新调整。 在此背景下，“羌”的概念指的是相关的地区和人群，然后发生了变化。 胡绍白认为检验“羌”标签含义的演变是理解明代西部边远地区认识的优良窗口。 作者长笛白作为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奥科森( christopher eirkson )报告的典型例子，显示了欧美明史学家将明代中国置于广泛的欧亚语境下进行考察的努力。 同样关注明代长城的修建，奥克森认为“修建墙壁”不是明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当时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各处。 奥克森的报告特别着眼于俄罗斯帝国的“建墙”。 从莫斯科公国时代开始，俄罗斯帝国向南扩大，与草原游牧民族发生了摩擦。 对欧亚大陆的定居民族来说，修建隔阂似乎已成为许多政权应对机动性高的游牧者的选择。 奥科森在报告中介绍了俄罗斯帝国的三轮“建墙”行动及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缘构造，对明代建长城感到赏心悦目。 在报告的最后，奥克森总结说明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可以和其他欧亚政权进行比较。 比如正统皇帝被游牧民族绑架入狱，其实在欧亚西端的奥特曼帝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1402年，奥特曼帝国苏丹拜耶德一世在战争中被蒂穆尔军队捕获入狱。 这件史事极大地影响了奥特曼帝国政体之后的迅速发展方向。 欧美清史学界这几年在比较帝国史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明史学家也应该赶上，应该把明代中国放在更大的框架下考虑。 除了关注明代边疆的这些报告外，这次会议上雪城大学刘晶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黄色小册子( eloise wright )分别报告了明代东北海疆和大理地区的研究，地方卫所军官动乱在地缘政治中的辗转和帝国知识体 可以说边疆议题是欧美明史学界方兴未艾的行业 明代的外交主题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热点 会议学者讨论了明朝与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洋许多政权的交流。 在这些讨论中，特别是跨国别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 )对欧美明史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学者们不仅从明代的角度理解海外外交，还广泛使用域外史料看外交对象们如何认识与明代的互动。 前揭凯瑟琳·巴尔丹扎使用越南文献，探讨瘴疠对明、越双方政权扩张的影响，来自哈佛大学的赵一秀( ilsoo cho )的报告探讨了朝鲜在明朝和满清的对抗过程中扮演的作用。 报告人认为，过去关于壬辰战争以后的中朝关系，学者们强调了朝鲜的“事大”忠诚和双边关系的积极健康。 学术界一贯表现的是，在壬辰战争中，由于明朝的强有力支援，北朝鲜没有赋予被毁灭的国家命运。 因为这个北朝鲜在明对满清的作战过程中，与明同盟，从东对满清施加压力。 但赵一秀在检查了一系列朝鲜史料，特别是李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后，有了不同的看法。 发表者认为李朝实录中对朝鲜忠诚形象的描写实际上是事后的构筑，是在仁祖去世后重写他的形象。 在《承政院日记》中，在更接近当时历史的文献中，关于置身于朝鲜宫廷，充满了努力避免卷入明满清战争的讨论。 朝鲜态度的变化，是明廷使宦官的疯狂贿赂，朝鲜的朝野上下非常反感。 二来，由于大量战争流民进入朝鲜疆域，清晨被迫采取措施。 来自西方的信息是，让朝鲜宫廷慢慢接受明廷气数耗尽，偷偷和满人交往。 赵一秀报告书引用了很多史料显示朝鲜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与满清的多元互动，从朝鲜的立场来看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加深了我们对明代外交史的认识。 近年来，把明代中国置于东亚地缘政治结构下，使用多语言拷贝进行考察变得盛行。 南密西西比大学军事史家石康( kenneth swope )有“水龙头蛇尾:明帝国和第一次东亚战争”( A dragon’Sheadandaserpent’stail:Mingchinaaand Thefirstgle )。 这本书不仅是英语学界动摇这一地缘的第一个系统研究，还在东亚史事上参加了世界军事史比较研究的对话，是这个行业的代表作品。 这次会议邀请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宋汉理( harriet zurndorfer )参加主题演讲，重新审查了明代和葡萄牙16世纪的交往，但惜宋教授因情况不能去。 因为我代替卜正民教授，从佛教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永乐时期明朝皇帝海外交往的主题演讲。 有趣的是，会议将学术讨论推出象牙塔，与公众听众接触，特别是艺术史会议小组( large within small: landscape，garden，rock，flower )和主题演讲在温哥华中国城中 会议主办方这样用心，为紧张的议程安排了小访问活动，但这在海外学术会议上很少见到。 卜正民的主题演说和写作一样有魅力，从关于锡安(现在斯里兰卡)佛牙的故事开始，以郑和卷入南洋的政治纷争为导火索，讲述了他对明初帝国的认识。 卜正民认为郑和的首要目的是在南洋过程中与锡安政权频繁交流，得到留在当地的释迦牟尼佛牙。 背后是永乐皇帝希冀用神圣的东西说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需要。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卜正民带领大家阅览了至今在斯里兰卡加拉港修建的郑和碑。 这座碑是1911年由英国工程师亨利·托马林( henry tomalin )发现的，碑上刻有汉文、泰米尔文、波斯语三种复印件的铭文，三种复印件表现的复印件不同。 关于为什么选择这三种复印件，碑文复印件为什么不同，立碑的位置如何，卜正民与现场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把这个佛牙的故事与永乐对藏传佛教势力的赞助结合起来，希望卜正民重新考虑元明连续性的问题。 明代宫廷如何继承蒙元遗产，如何，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造和内化，明帝国与活跃在南洋的葡萄牙人，甚至之后的英国人有多大的可比性，明帝国是怎样的世界帝国，这是现场学者激烈讨论的， 数字人文和明史研究数字人文在今天的欧美学界很热，这种风潮也影响了明史学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简称“地图所”)在数字人文方面迅速发展，成为学术界的重镇。 许多欧美明史学者在地图所和博士课程后或进行短期访问学，以数字人文的方式进行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的约瑟夫丹尼斯使用地图制作的地方志数据库( logart )进行了明代知识生产和书籍流通的研究。 通过以关键字形式从大量数字化地方志中搜索相关情况并构建数据库( corpus building )，利用数据库对大数据进行数据挖掘、数据标签、数据类别ization或文本分析 另外，麦普森博士之后，耶鲁大学毕业的长谷川正人( masato hasegawa )在麦普森进行了明朝鲜边远地区社会的研究。 长谷川关心技术、动物及自然环境对17世纪上半叶明-朝边境地方社会的影响，他广泛利用gis技术，自下而上，以数字人文的视角关注明朝关系史，为相关行业的推进作出了显著贡献。 另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系费舍尔语教授在地图上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访问学。 费舍尔教授在出版明代南京相关著述后，将学术趣味性转移到边疆史，现在正在进行万历三大征前后人口绑架问题的相关研究。 在这次会议上，麦普森科学史部主任薛凤( dagmar schäfer )的报告关注了明代地方志的“匠”。 工匠是明代户籍系统的重要一种，担负着多种多样的服务。 但是朝廷和各地的官员是如何理解各种工匠的？ 薛凤本报告特别关注地方志中“匠”的分类标准和背后的原因。 利用数字人文技术，薛凤可以对明代地方志上记载的工匠新闻进行大数据的解决，对明代的工匠系统进行详细考察。 地图所现在成为欧洲中国史研究和交流的重镇，相关研究成果和动态值得国内学者关注。 会议除了报告外，现场听众与演讲者交流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回答都有启发意义，评价者的问题考虑得更深。 当列奥辛担任许多会议小组的评议员时，在讨论女性和边疆等议题时，他问“明代”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价值的分解单元。 在环境史、科学技术史的相关讨论中，史料和现代科学的结论应该如何组合采用，历史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蒙古史视野下的元史研究，新清史视野下的清史研究，学者应该如何从“断裂”和“连续”的角度理解明代？ 重新审查明代在欧亚大陆世界中的作用？ 数字人文、历史人类学、历史语言文学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应该如何应用于明史研究，应用时应该观察什么？ 这些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考虑和讨论的问题 “大明变焦:年明史国际研讨会”会议标志着欧美明史学界的研究前沿，笔者进行了选择性介绍，第一个目的是偷看豹，希望看到海外学界的学术兴趣和有趣之处。 年3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 aas annual conference )上，明史学会决定改选，增选理事，定期召开明史研究在线研讨会( digital seminar )，成为世界 笔者最近也被选为明史学会的学生理事，希望近期在网上开设美国明史学会的微信公众平台，介绍学者和相关学报，推进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和交流。 这次会议很少有来自大陆高中的学者参加，希望将来在海外会议上听到很多国内学者的声音，看到有意义的争鸣。 这样，国内外学术界就能实现积极有价值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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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新闻